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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穿教科书谎言:古代根本没有“农民起义”

时间:2019-09-07

  总之,在历次大的农民起义中,其领袖不是农民,其最初目的也不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,反而在起义过程中会对社会造成破坏,危害到普通百姓的利益。如果说农民起义和农民密切相关,其关系大概也以负面联系居多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  “农民起义”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。但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,但几乎没有一次大的起义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。

  唐朝晚期的黄巢、王仙芝都是大盐商,因走私贩盐而暴富。他们造反显然不是被生活所迫,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。他们在造反途中也曾多次向朝廷请降。

  起义即仗义起兵,如果所行不义,那还是“起义”吗?在很多人的想象中,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,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。事实与此截然相反,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,以致生灵涂炭。

  相比之下,小吏、商人等人不仅有一定文化,还见多识广,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,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。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,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。

  中国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就曾经说过,农民起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,“黄巢杀人八百万,张献忠屠尽四川人”。

  正因如此,很多起义行为在古代正统史书中的地位都很低。即便是破坏性不那么强、也有自己的纲领的农民起义,其作用在很多时候也是消极的:

  既然黄巢、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了农民而造反,那么参与起义的农民应该是为了争取自己最根本的权益——土地吧?也不都是。

  朱元璋出身赤贫,自己没有土地耕种,连农民都不如。但是他投身起义军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坚决。

 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,会写字的人就负责文书、不去打仗;老弱者和胆小者被安排去抬物品、烧火做饭;剩下的青壮年则拿起长矛、刀剑,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他们上战场,谁要是退却,就会被当场斩杀。

  到了濠州,当时的军粮是摊派下去的,有人主张该多让地主交粮: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,再交粮不是要他们的命吗?

  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,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、衰落的状态;有的农民起义之后,不但没有推动历史发展,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……

  而且,农民起义的目的应该要为农民谋利益,要“均田免粮”的。但事实上,大多数人在起事之初,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。

  秦末大起义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了第一枪,随后农民、知识分子、官吏和地主都起来相应,这才出现了《史记》中记载的“天下云集响应,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”。

  当同乡好友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(今属安徽滁州)的郭子兴时,朱元璋去找另一个朋友商量,那个朋友鼓励朱元璋参加。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,直到他出家的皇觉寺被烧,他无处可去时,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,才决定投奔郭子兴。

  尽管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就声势后,往往会打出“均贫富”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,但在他们自己来说,目的再单纯不过,那就是推翻旧王朝,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。毕竟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,而不是农民的利益。

  郭子兴却认为,地主要少交些,因为本地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,交多了,地主吃不消,会逃跑;贫农小户油水少,但是人数多,一家交一点儿,汇总起来就多了。

  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,说了一句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”,这说明他们鼓动戍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,而是功名富贵。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,反而愿意追随陈胜、吴广打出的“诈自称公子扶苏、项燕”的旗号。

 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,但其所过之处,有家底的人家无不家破人亡。他曾在攻破偃师(今属河南洛阳)后屠城,受害者大都是普通百姓。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,温江县(今属四川成都)“人类几灭”。

  公元879年,黄巢上书,请求朝廷封自己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等,但朝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,结果当然是双方没能谈妥,战争继续。

  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自然灾害严重,农民无奈,参与起义。但是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,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,而是被裹胁了。李秀成在自供状中说,凡是参与的人,其房屋都要被烧掉,饥寒的乡人若回头,后面就有追兵。

  在历代起义中,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的,如新朝末年的绿林军。

 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,曾被黄巢作为首都。当唐军反攻,黄巢狼狈撤离前,他下令放火,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。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首都。

  在黄巢的队伍中,病死、饿死、战死者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。中原本来人口稠密,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,已经纵横千里,渺无人烟了。

  两千多年来,在秦末农民起义、黄巾起义、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等12次大规模起义中,其主要领袖为小吏出身的有9人(如刘邦、窦建德),商人出身的有8人(如黄巢、方腊),军人有4人(如陈胜、吴广),贵族子弟有3人(如项羽、李密),还有几人是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。

  有跟着军队挑行李,后来被裹胁去的;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;还有的在城内看戏,不料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进城了,看戏者就被裹胁而去……

  在中国古代,每一次朝代交替几乎都伴随着农民起义。在教科书中,农民起义被形容为农民反对压迫、争取权利的正义斗争。但捋一遍历史上大的农民起义,会发现所谓的“农民起义”是一个伪命题。

  对此,钱穆有精辟的解读:中国疆域很广,饥荒不是全部,也有持续时间,一两年后情形就会变化;因一时一地的困难而起的变乱,起义领袖若想乘机扩大、延长,势必要裹胁良民,使他们无家可安、无产可依,只能追随自己,形成所谓的“流寇”。

  农民无法成为起义领袖有其必然性。古时的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,没有文化,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,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,生活经历的单一化更让他们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。

  在参加起义的人员方面,通常所说的“农民起义”也并不准确: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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